“老頭樂”作為一個俗稱，專業表述為低速電動三輪車或四輪車。對于大量老年群體而言，它最大的優勢就是無須上牌照或使用駕照，易于上手且適用于刮風下雨等天氣。從一線城市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地區，“老頭樂”曾風靡一時。
導讀
壹 || 在北京六環外，一旦失去三輪電動車，老人的出行難題進一步凸顯出來。由于商超更加分散，老年人需要步行或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增加了出行的不便和困難。
貳 || 在高世英所居住的湖南省吉首市下的一農村，擁有一輛電動車（包括三輪與兩輪電動車）成為了近幾年農村家庭的“標配”。
叁 || 隨著“老頭樂”的消失，各種替代方式正在衍生出來。
在北京南六環外，67歲的張東旭幾乎每天都會開著他的“老頭樂”穿梭于村內和附近的集市與商超之間，這也是村里許多老人的固定行程。每天早晨，在村口平均每半小時就能看到一輛“老頭樂”駛過，隨之而來的便是揚起的一陣陣灰塵。
至今，張東旭已經擁有六年的“老頭樂”駕駛經歷。他居住的村莊距離最近的地鐵站良鄉大學城站大約有8公里的距離。出了村莊，沿著京深路向北行駛，道路兩側布滿了各式各樣的“老頭樂”和“三蹦子”。每隔幾天就要趕一次大集的張東旭都會騎上他的“老頭樂”沿著南六環行駛3.5公里，而這只需要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張東旭說，“老頭樂”的最大優勢在于“夏季防曬，冬季防風”。如今，只要出門，他就離不開這輛車。尤其是當需要在集市上購買一些較重的東西，比如一袋白菜、一捆大蔥或一袋大米等，他都可以直接將車開到攤位前，讓攤販幫忙搬上車。
“我們哪有什么力氣扛著幾十斤的東西來回坐公交呢？”張東旭說。
“老頭樂”作為一個俗稱，專業表述為低速電動三輪車或四輪車。對于大量老年群體而言，它最大的優勢就是無須上牌照或使用駕照，易于上手且適用于刮風下雨等天氣。從一線城市到全國各地的農村地區，“老頭樂”曾風靡一時。智研咨詢發布的《2023-2029年中國電動三輪車行業市場運行格局及發展策略分析報告》顯示，2021-2022年，中國電動三輪車產量分別達1305萬輛和1404萬輛（包括載貨電動三輪車、載人電動三輪車和特種車輛）。
與之相伴的是，大量“老頭樂”上路行駛常被批判為“馬路殺手”。每個“早晚高峰”在城市機動車道上，各種沒有安全帶、安全氣囊等防護措施的“老頭樂”穿梭其中，給交通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也給城市交通管理帶來了諸多難題。
2019年公安交管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2018年，因老年代步車引發的交通事故83萬起。其中造成1.8萬人死亡,18.6萬人受傷。據北京市交管部門統計，2023年北京市違規電動三四輪車亡人交通事故中，有85%的駕駛人從未接受過駕駛培訓。
在裹挾著爭議與需求的背景下，2021年7月，北京市交通委員會等五個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強違規電動三四輪車管理的通告》提出，2024年1月1日起，違規電動三、四輪車不得上路行駛，不得在道路、廣場、停車場等公共場所停放。違規上路行駛或停放的，執法部門將依法查處。
違規電動三、四輪車是指未經工信部許可生產，未列入《道路機動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車輛性能不符合機動車安全技術標準，使用電力驅動用于載客或載貨的三輪、四輪機動車。這意味著，當前市面上大量的“老頭樂”是違規車輛。
按照政策規定，張東旭的“老頭樂”運營壽命將在兩個月后正式終結。即使他能夠依法登記領取機動車牌證并擁有相應的三輪電動車駕駛證，按照“北京市六環路（含）以內道路禁止正三輪摩托車行駛”的交通規則，張東旭也不能再突破六環前往附近的集市或地鐵站。
當談及兩個月后日常出行可能又要回到六年前的生活時，張東旭說：“從村頭走到村尾都得十幾分鐘。趕個集，需要先走近一公里到公交站，再搭乘公交車歷經四站地，然后還得再走500余米。沒了電動車，就是如此麻煩。以后可能會在村里偷偷開，如果碰上政策查得嚴，就只能減少出門次數。”
如今在全國層面，安徽、江蘇、湖南等地的多個城市正在加強對老年代步車上路的嚴格管控。這一措施使得“老頭樂”的生存空間在這些地區逐漸被蠶食。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的出行難題進一步突顯出來。
“老頭樂”大限臨頭
在距離北京“老頭樂”禁止上路還有60余天之際，居住在南四環的71歲李春華已經提前將她的“老頭樂”交還給回收點。
對于她而言，這是一筆劃算的賬。通過回收途徑，她拿到了800元的車輛回收補貼款以及260元的車輛折舊費，這樣的回收價已經超過了當初她在街市上購置這輛二手車的成本。回收點工作人員給她的反饋是：9月車輛回收補貼款還是1000元，接下來還會逐月遞減，到最后可能會降低到200元。
位于北京市朝陽區大屯街道的一家連鎖電動車門店的銷售人員陳麗表示，電動三輪車的回收高峰期是在今年的六七月份。那時，他們每天能夠回收好幾輛電動三輪車。很多年輕人會騎著家里老人的“老頭樂”來到店里進行回收。年初，附近的電動車銷售門店就被要求張貼一份關于2024年1月1日禁止電動三輪車上路的通知。
陳麗所在的門店除了售賣兩輪電動車，還提供電動三輪車回收服務。該銷售人員說：“門店不能私下回收轉賣電動三輪車，而是起著代收功能，1000元/輛的補貼金額也是政府部門支付，每天晚上政府部門會安排車輛拉走回收的電動三輪車。因為沒有路權，不管車輛是否有棚頂，明年基本所有電動三輪車都將被淘汰。”
現在，在陳麗的電動車門店附近的小區，已經難覓“老頭樂”的影蹤，她每周能回收的電動三輪車也屈指可數。
曾經，每個工作日下午3點，李春華都會騎著電動三輪車飛馳在四環輔路上，風雨無阻地前往自己孫子所在的學校。這段約3公里的路程她通常只需10多分鐘。盡管比不贏外賣小哥的速度，卻遠勝于自己騎自行車。
在過去很長時間里，這輛“老頭樂”不僅成為了她的“得力助手”，還載著她去過許多地方。她騎著它去超市購買米面糧油，到花卉市場挑選鮮花綠植，去蔬菜大棚購買水果蔬菜，她也會騎著這輛車往返于自己家和兒子家，幫忙準備晚餐，取送物品。在李春華眼中，這輛“老頭樂”就像她的“第三條腿”。
多年的電動三輪車駕駛經歷，李春華從未購買過任何相關保險，也沒有一次被處罰的經歷。碰到直行需要繞路時，她會經常逆行開車，同時避開迎面而來的車輛和行人。
沒有了這輛三輪電動車之后，各種出行問題慢慢浮現出來。因為李春華心臟曾經接受過支架手術，無法承受過多的勞累，現在從家里走到大院門口的幾百米，都足以讓她感到疲憊，更別說走到更遠的商超或者走路去接孫子。
在李春華居住的院子里，一些上了歲數的老年人幾乎都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子女上班“朝九晚五”，日常接送孩子的任務往往由家中老人負責。對于他們而言，上了歲數蹬不動自行車；兩輪的電動自行車，不方便掌握平衡或轉彎。“三輪電動車遠比兩輪電動車安全。”李春華說。
在北京六環外，一旦失去三輪電動車，老人的出行難題進一步凸顯出來。由于商超更加分散，老年人需要步行或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前往，增加了出行的不便和困難。
從最開始買“老頭樂”到近期北京違規電動三輪車禁止上路進入最后期限，張東旭的兒子都在勸說他不要騎行“老頭樂”上路行駛，加上村子附近公路來往的渣土車、貨車比較多，安全隱患更大。
但爭論之后，依舊都是張東旭獲得最后的勝利。他說，兒子兒媳都在北京市中心居住，只有周末回來看看。日常買菜、看病都得靠自己和老伴兩人。“尤其是現在冬天來了，稍微囤點菜就離不開電動三輪車，去附近的社區醫院看病買藥也是如此。由于居住在村里，加上只有兩三公里的路，線上線下都很難打到出租車。”
經過兒子的妥協，張東旭被允許在馬路邊低速行駛，并避免橫穿馬路。然而，車身多處剮蹭和凹陷的痕跡，揭示了這輛“老頭樂”曾經遭遇過多次事故。張東旭說，“時間久了，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小事故。但這車便宜，磕磕碰碰也不心疼，只要電瓶不壞就不需要維修。就是開快了以后，碰到障礙物或者稍微轉彎，就很容易劇烈顛簸甚至翻車。”“可能在冬天，去村里串個門都得考慮考慮。年紀大了，在路上吹風十幾分鐘，就很容易感冒、關節痛。”張東旭表示。
衍生成農村地區的必需品
在高世英所居住的湖南省吉首市下的一農村，擁有一輛電動車（包括三輪與兩輪電動車）成為了近幾年農村家庭的“標配”。
每天早晨7點，高世英和周圍幾個村的老人會像潮水般從各個鄉村道路匯聚到城市道路，形成一支壯觀的電動車大軍。他們沿著城市道路騎行約一公里，就能抵達位于城鄉交界處的幼兒園。下午4點半，他們又會像退潮一般，各自散去，回到周圍的村莊。
在電動車還沒有在周圍村落普及之前，村里老人、小孩最常乘坐的工具是如擺渡車一般往返于村口至城區邊界的七座“黑車”，3公里的路途收費3元，一般需湊滿3人以上才能出發。稍微遠一點的村莊，則需要行走1-2公里，再乘坐“黑車”。
三年前，雙胞胎孫女開始上幼兒園后，接送孩子成為了高世英家里的首要難題。由于兒子兒媳在城區開店，每天都需早出晚歸，完全沒時間接送。而幼兒園150元/月的校車接送服務，高世英也覺得頗不劃算。“如果是走路接送孩子，單程三公里的路程加上來往的私家車，兩個孩子更是完全照顧不過來。”
為此，她花費了3000元購置了一輛三輪電動車。此后，這輛“老頭樂”的第二排稍長的座椅成為兩個孩子的專屬位置，這也是村里許多老人解決接送孩子難題的途徑。現在，三輪電動車在村里50-70歲的老人群體中已經非常普及了。
在前往幼兒園的路途中，高世英只經過一個帶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她知道“紅燈停綠燈行”的交通規則，但并不清楚馬路上不同顏色虛線、實線意味著什么，甚至未上過學的她連字都不認識。然而，這些都不影響她駕駛著“老頭樂”上路行駛。
她說，電動三輪車不需要人力保持平衡，只要學會旋轉油門、轉方向盤兩個動作即可。她自己試駕半天，已經能夠載著孩子往返于學校之間。
在高世英眼中，這輛電動車的好處是能夠接送孩子、上街買菜，出行成本更低，并且能隨處隨地出發，不需要像以前那種等“黑車”。整個市區面積并不大，騎車半小時就能抵達市區三甲醫院、線下水電費繳納處以及大型商超等。在上坡路段或下雨天，老年人走路摔倒的風險很大，騎車反而更安全。
高世英的“老頭樂”因為沒有牌照等手續，并不符合上路標準。當地交管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不管是網購還是線下購買的電動三輪車，都需要到車管所核驗是否符合國家相關標準才能發放牌照。一般情況下，載人的電動三輪車很難滿足相關標準。并且駕駛人需要具有D駕駛證。”
小學、幼兒園正在一點點遠離高世英所在的村莊。十年前，村里還有一所小學和一所幼兒園，她的子女只需走路十幾分鐘就能上下學，也無須長輩接送。但后來兩所學校都被強制關停，離村最近的幼兒園位于城鄉交界處，最近的小學則是距離村里約十公里的市區小學。
近幾年，當地的交通管理部門已經和高世英們形成了一種默契——在節假日或者一些特殊時間段，交通管理部門會對電動三輪車查得比較嚴格，這時高世英們會盡量不開到城區。其他時間段只要不直接停放在道路兩側，“老頭樂”就基本能夠安然無恙。
記者詢問吉首市多家電動車銷售門店，反饋的觀點均是：當前，新、舊三輪電動車均有售賣。兩輪電動可以直接幫忙上牌照，三輪車則需要去車管所。但也可以選擇不上牌，三輪電動車在村里開就完全沒事。
無法填補的空缺
10月25日下午5點10分，在位于北四環的一所小學校門前，像往常一樣，迎來了家長接送孩子放學的交通工具“展覽會”。
當天，張慧讓小兒子站在兩輪電動車前的踏板，讓大女兒爬上自己身后的座椅，便向家駛去。放眼望去，周圍像張慧般不佩戴頭盔，采用兩輪電動車接送孩子的家長并不少見。并且，這些“老頭樂”幾乎都已加裝上了摩托車防風罩。
作為一名小型汽車駕照擁有者，張慧深知這樣的做法其實是違規的，但也不得已而為之。她說：“一共兩公里的路程，孩子上了一天學，實在不忍心讓他們走路回家。如果開車接送，光找停車位就很麻煩。”
交談間，也不乏家長直接讓孩子坐在共享自行車前筐的情況。校門口雙向四車道也被停放的轎車擠壓成雙向兩車道，接送孩子的自行車、電動車在其中左右穿梭。
對于這樣的放學的場景，張慧早已習慣。她說，兩年前，每到放學，校門口的交通秩序更亂。兩側的人行道一定停放著大量來接孩子的“老頭樂”，騎兩輪電動車的一般都得稍微避讓一下他們。
隨著“老頭樂”的消失，各種替代方式正在衍生出來。
在社區推廣三輪電動車明年將禁止上路的信息后，李春華和其他老人經常會聚在一起討論沒有適合老年人的代步工具后該怎么辦。李春華說：“接送孩子大不了可以提前出發，走累了歇一歇。但是日常買米買面去超市，沒有個代步工具就像斷了‘一條腿’。子女和自己又不住在一起，總不能事事麻煩他們，真得很發愁。”“為了保障公共安全，在取消沒有牌照的三輪電動車同時，能否給我們一個其他選項，比如可以合規上牌照的車輛？”李春華說。
一些老年人已經開始謀定而后動，前往附近的駕校咨詢增駕政策，以考取合規的駕照。但是，由于北京的交通規則限制（三輪電動車只準許在六環外駕駛），李春華認為自己不太可能去駕校考取這類牌照，“我住在四環，六環外能開，沒有意義”。但對于之后如何，她也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對于高世英而言，沒有了三輪電動車，她在農村的出行范圍將大大縮小。
高世英說，在農村，電動三輪車的用途非常廣泛，即使不允許上路，許多老人仍然會選擇購買并騎行。“村里的老頭老太太基本都不認字，考摩托車駕照難于登天，也買不起更貴的車，兩三千元的‘老頭樂’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接下來面臨嚴查，她設想的解決辦法是先駕駛電動三輪車行駛兩公里鄉村道路，然后再下車步行。高世英表示：“為什么兩輪電動車就能正常上牌照。外賣騎手的速度比我們更快，在市區闖紅燈、橫跨馬路也不會被處罰，為什么偏偏就盯上了三輪電動車呢？”
現在，高世英已經把接送孩子當作自己的一項工作。她說，農村老人掙不到什么錢，接送孩子、做飯就是對一個家庭最大的貢獻，也能盡量給子女減少負擔。在村子里，一些七十幾歲的老人，也在堅持接送孩子上下學。
從全國多地頒布的政策來看，與北京相似，各地在限制電動三輪車上路的同時，也給予了6個月至一兩年的緩沖期。
張東旭說：“明年1月份，正值村里人囤菜的季節。如果電動三輪車不能再上路，實在無法想象那些腿腳不方便的老人該怎么辦？到那時，矛盾可能會更加凸顯出來。”
（文中陳麗、李春華系化名）
原標題：《老人失去代步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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